有誰讀過夏目漱石的作品

夏目漱石（なつめ そうせき，1867-1916），本名夏目金之助，筆名漱石，取自“漱石枕流”（《晉書》孫楚語） ，日本近代作家，生于江戶的牛迂馬場下橫町（今東京都新宿區(qū)喜久井町）一個小吏家庭，是家中末子。

夏目漱石在日本近代文學史上享有很高的地位，被稱為“國民大作家”。他對東西方的文化均有很高造詣，既是英文學者，又精擅俳句、漢詩和書法。寫小說時他擅長運用對句、迭句、幽默的語言和新穎的形式。他對個人心理的描寫精確細微，開啟了后世私小說的風氣之先。他的門下出了不少文人，芥川龍之介也曾受他提攜。他一生堅持對明治社會的批判態(tài)度。

1984年，他的頭像被印在日元1000元的紙幣上。（2004年11月改為日本醫(yī)學家野口英世）。

人物作品

中長篇小說

我是貓

1905年1月-1906年8月、‘杜鵑草’/1905年10月-1907年5月、大倉書店?服部書店

少爺/哥兒

1906年4月、‘杜鵑草’/1907年、春陽堂刊‘鶉籠’收録

草枕

1906年9月、‘新小說’/‘鶉籠’收録

野分

1907年1月、‘杜鵑草’/1908年、春陽堂刊‘草合’收録

虞美人草

1907年6月-10月、‘朝日新聞’/1908年1月、春陽堂

坑夫

1908年1月-4月、‘朝日新聞’/‘草合’收録

三四郎

1908年9-12月、‘朝日新聞’/1909年5月、春陽堂

從此以后（それから）

1909年6-10月、‘朝日新聞’/1910年1月、春陽堂

門

1910年3月-6月、‘朝日新聞’/1911年1月、春陽堂

彼岸過后

1912年1月-4月、‘朝日新聞’/1912年9月、春陽堂

行人

1912年12月-1913年11月、‘朝日新聞’/1914年1月、大倉書店

心（こころ）

1914年4月-8月、‘朝日新聞’/1914年9月、巖波書店

道草

1915年6月-9月、‘朝日新聞’/1915年10月、巖波書店

明暗

1916年5月-12月、‘朝日新聞’/1917年1月、巖波書店

短篇小說·小品

倫敦塔

1905年1月、‘帝國文學’/1906年、大倉書店?服部書店刊‘漾虛集’收録

幻影之盾

1905年4月、‘杜鵑草’/‘漾虛集’

琴的空音

1905年7月、‘七人’/‘漾虛集’收録

一夜

1905年9月、‘中央公論’/‘漾虛集’收録

薤露行

1905年9月、‘中央公論’/‘漾虛集’收録

趣味的遺傳

1906年1月、‘帝國文學’/‘漾虛集’收録

二百十日

1906年10月、‘中央公論’/‘鶉籠’收録

文鳥

1908年6月、‘大阪朝日’/1910年、春陽堂刊‘四篇’收録

夢十夜

1908年7月-8月、‘朝日新聞’/‘四篇’收録

永日小品

1909年1月-3月、‘朝日新聞’/‘四篇’收録

評論

文學論（1907年5月、大倉書店?服部書店）

文學評論（1909年3月、春陽堂）

隨筆

想起的事等（1910年-1911年、‘朝日新聞’/1911年8月、春陽堂刊‘切抜帖より’收録）

玻璃門之中（1915年1月-2月、‘朝日新聞’/1915年3月、巖波書店）

演講

現(xiàn)代日本的開化（1911年、和歌山県會議事堂/1911年11月、朝日新聞合資會社刊‘朝日講演集’收録）

我的個人主義（1914年）

游記

卡萊爾博物館（1905年、‘學鐙’/‘漾虛集’收録）

満韓各處（1909年10月-12月、‘朝日新聞’/‘四篇’收録）

詩集

漱石俳句集（1917年11月、巖波書店）

漱石詩集附印譜（1919年6月、巖波書店）

從軍行（1904年5月、‘帝國文學’10卷5號）

作品集

漱石全集（1993-1999年、巖波書店、全28卷別卷1卷）

漱石文學全集（1982-1983年、集英社、全10卷）

寫作特點

縱觀漱石一生的創(chuàng)作，會發(fā)現(xiàn)他一直關心社會現(xiàn)實，認真思索人生，努力通過各種各樣的典型形象反映生活，特別是知識分子的生活，堅持現(xiàn)實主義的創(chuàng)作方法。他的作品風格樸實、幽默，結(jié)構(gòu)巧妙，多樣，描寫生動、感人，語言樸素、細膩，達到了相當高的藝術水平。[3]夏目漱石的創(chuàng)作傾向是復雜的，但基本傾向是現(xiàn)實主義的。在他進行創(chuàng)作時，日本文壇上的浪漫主義高潮已經(jīng)過去，自然主義派正處于隆盛階段，大有壟斷一切之勢。此外還有唯美主義等等流派存在。但是，漱石的創(chuàng)作卻在當時文壇上獨樹一幟。他不肯附和自然主義派，決心按照自己對于文學的理解，走自己認為正確的道路。針對自然主義者以為事實的再現(xiàn)即文學的觀點，他主張文學不應該是實際生活的照片，而必須是有意識地虛構(gòu)出來的“仿造品”，因為只有通過虛構(gòu)才能產(chǎn)生超過“事實”的“真實”。因此，他的處女作《我是貓》一問世就受到自然主義派的攻擊，被斥為庸俗無聊的作品，此后他的作品也不斷受到自然主義派的指責。漱石雖然被一些人稱為“余裕派”、“高蹈派”，可是這些稱呼并不能正確表現(xiàn)他的創(chuàng)作的實質(zhì)，最多只能表現(xiàn)他的創(chuàng)作的一個方面，并且不是主要方面。

夏目漱石是在日本自然主義勃興時期步入文壇的。但是，他的文學觀與自然主義截然相異，其主要表現(xiàn)為強烈的道德意識和對現(xiàn)實的深刻批判。他是正岡子規(guī)“寫生文”的崇拜者，早期曾提倡“寫生文”，將自然與人生作為一幅寫生畫來描繪，逐漸發(fā)展為“有余裕的文學”，又稱“低徊趣味”小說，這是1908年夏目漱石為高濱虛子的小說集（雞頭）所作的序中的造語。他的創(chuàng)作正是從“低徊趣味”小說《我是貓》開始的。夏目漱石的早期創(chuàng)作受兩種思想的支配，即同現(xiàn)實抗爭和逃避這種抗爭。當“這種抗爭和沖突直接流露出來的時候，他就寫成了《哥兒》、《疾風》等貫串著主觀反抗的作品，當他要逃避這種抗爭和沖突的時候，就產(chǎn)生了像《旅宿》、（倫敦塔）那樣浪漫主義的小說。”當然，前者始終是夏目漱石創(chuàng)作的主流，而后者則僅僅是主流中的一個短暫的、細小的回游。

在第二時期的創(chuàng)作中，最為引人注目的是所謂“愛情三部曲”。這三部作品雖然寫的是愛情故事，但其意義決不限于愛情范疇，作者所要表現(xiàn)的，實際上是明治時代知識分子的生活道路問題，描寫他們不滿現(xiàn)實而又無力斗爭的狀況，其中不乏對明治社會的黑暗現(xiàn)實的揭露和批判。

被稱為“后愛情三部曲”的（春分之后）（1912）、（行人）（1913）、（心）（1914）都是以知識分子的戀愛為題材，其主題都是揭示由利已主義、個人主義釀出的悲劇。無論是思想內(nèi)容，還是藝術形式，都有著緊密的聯(lián)系。在思想內(nèi)容方面，三部小說的主人公須永、一郎和“先生”都是由于在愛情上遭到挫折和失敗而導致孤獨和痛苦的人物，他們的悲劇正是人性深處的利已主義和妒忌心理誘發(fā)的必然結(jié)果，從而在客觀上宣告了明治維新以來由西方文化催生的資產(chǎn)階級道德的破產(chǎn)。在藝術形式上，三部作品的結(jié)構(gòu)都是用幾個短篇連綴起來的：《春分之后》為六個短篇.《行人》為四個短篇，《心》為三個短篇，并且都有一個講故事的人登場。

夏目漱石各個時期的主要作品，不難發(fā)現(xiàn)，他是一位具有鮮明的現(xiàn)實主義傾向的作家。他的許多作品，無一不觸及到日本明治社會的某些本質(zhì)方面，對現(xiàn)實生活中的庸俗、丑惡現(xiàn)象，以及日本“現(xiàn)代文明”所帶來的種種弊端作了尖銳的諷刺和深刻的批判，對利已主義進行了無情的鞭撻。

他的作品貼近現(xiàn)實，表現(xiàn)普通人的生活，描寫他們在戀愛、婚姻、家庭和社會中的各種問題，尤其是知識分子的內(nèi)心矛盾及找不到出路的痛苦心情，既富有濃厚的時代氣息，更秉有強烈的倫理道德意識和道義個人主義精神。在藝術上，夏目漱石的作品繼承了日本“徘諧”文學的傳統(tǒng)，吸取了民間文學“落語”的有益成分，具有幽默、風趣的特點。在創(chuàng)作風格上，他是“余裕派”的代表人物，主張以旁觀者的余裕心情來品味人生，從中產(chǎn)生回味綿長的趣味。他在一系列以愛情為題材的作品中，將“余裕派”的低徊趣味與近代小說中的戀愛心理巧妙地裸合在一起，清晰地凸起了漱石文學獨具一格的特色。夏目漱石是日本文學界公認的首屈一指的語言大師。他的語言精確，豐富多彩，富有表現(xiàn)力，常常把雅語、俗語、漢語、西語等混融于作品之中，成為敘述故事情節(jié)，刻劃人物形象，描繪內(nèi)心世界，反映現(xiàn)實生活，表達人生哲理的有力手段。這一切都充分地體現(xiàn)了作家的創(chuàng)作個性，顯示了相當高的藝術水平。

夏目漱石是日本近代文學的杰出代表。這個黑暗現(xiàn)實（主要是國內(nèi)形勢）形成一種重壓，使夏目漱石幾乎喘不過氣來。面臨這種形勢，他既感到無限憤慨，又覺得無能為力。理想與現(xiàn)實的沖突，乃是漱石思想意識產(chǎn)生種種矛盾，創(chuàng)作過程產(chǎn)生種種曲折的根本原因，也是他的作品不斷尋求解決辦法，但總是找不到的根本原因。在作品中批判社會的內(nèi)容大大減少了，力量也大大削弱了，而集中精力以精雕細刻的手法剖析人們的內(nèi)心世界，批判人們的私心，尤其是在男女愛情矛盾方面表現(xiàn)出來的私心以及由此產(chǎn)生的苦悶、孤獨和絕望，則成為漱石后期作品的主要內(nèi)容了?？傊绻f他的前期作品在社會批判的大膽和尖銳方面超出同時代一般作品水準的話，那么他的后期作品在剖析人物心理的細致方面和在批判人物私心的深入方面，也是同時代一般作品所不及的。

另外，夏目漱石畢生創(chuàng)作漢文詩兩百首余，還用中文寫作了《正成論》（1878）、《觀菊花人偶記》（1885）和《木屑錄》（1889）等漢文作品。毋庸置疑，早年對用漢語寫作漢詩文的熱衷和喜愛可視為之肇始，這在漱石很多的談話錄中可見端倪。1906年發(fā)表在《中央公論》上的《予之愛讀書》，和發(fā)表在《文章世界》上的《吾文學獲裨益之書籍》。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他對當時文壇趨之若鶩的賴山陽（1780~1832）的漢詩“因鋪陳繁冗而感到厭惡”，獨獨傾倒于被人所不齒的荻生徂徠（1666~1728）的漢文，并在小說《草枕》中假借和尚與老人的對話表達了“徂徠比山陽的文章好很多”的取向。與力導漢詩日本化而流于粗率露骨的賴山陽相比，更偏愛倡導直接使用漢語訓讀詩文、拋棄朱子學帶給漢詩其本身的束縛與桎梏的徂徠，足見夏目漱石對漢詩文的熱愛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