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優(yōu)甄護是什么意思

對于《中國歷代政治得失》的種種優(yōu)點，如對于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深厚了解，又或?qū)χ袊糯沃贫鹊难馗锏逆告付?，像作者在評述漢代政治時對于九卿的由來時的信手拈來，實在叫人欽佩。如是種種，前人之述已備，在此就不再拾前人之牙慧了。

正如讀者能從本文之標題中看出的那樣，本文的主旨在于指出此書的一些缺陷。當然，這純屬個人意見，有不足之處，切盼指正。

一、毫無疑問的是，作者的國學功底已遠非"深厚"二字所能形容的了，然而作者在其它領(lǐng)域的認識，似乎卻并不及其在國學上的水平。如在評議漢代兵役制度時，就暴露了作者在經(jīng)濟學知識上的缺失。作者這樣寫道："你做乞丐了，戶口冊上還是有你的名字，你還該向國家負責。于是只有把自己出賣給人家做奴隸。當時做奴隸，并不是出賣自由，只是出賣他對國家法規(guī)上一份應(yīng)盡的職責。政府要禁止此風，便規(guī)定奴婢的人口稅加倍征收。但有錢的養(yǎng)著大批奴隸，反可發(fā)大財。譬如入山燒炭、開礦之類，全需大批人工。出賣為奴，便如參加此發(fā)財集團。因此奴隸生活，反而勝過普通民戶。"（P24）此說就大有可商榷之處，難以契合人們所知的經(jīng)濟學常識。一個體力勞動者，無論其是否奴隸，在生產(chǎn)力如此落后的情況下，其生產(chǎn)成果總不至于會有太大的差別，而其所應(yīng)上繳之征收卻要加倍，到頭來怎么可能實現(xiàn)奴隸主與奴隸的雙贏呢？這樣賣身為奴者的生活怎么還可能比普通民戶更好呢？因此作者之說顯然不成立。就奴隸主而言，他要為其奴隸上繳雙倍之征收，那么，用那句土得雷人的話來說就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唯一可能的實現(xiàn)方式奴隸主在奴隸身上榨取雙倍或以上的勞動產(chǎn)品。更何況作為安土重遷的農(nóng)民，若不是無可選擇，又如何會輕易地放棄土地而賣身為奴呢？的確，漢賦確實是輕，但就算與秦賦相比，也只是程度上的不同而已，而沒有本質(zhì)上的區(qū)別。何況，漢朝賦役之輕，也只是體現(xiàn)在漢朝前期而已，而到了那個窮兵黷武而深受錢穆先生推崇的漢武帝以后，情況就完全不同了。漢武帝時，為了實現(xiàn)他個人的“雄才大略”，用盡一切的方法榨取百姓，如其“算緡”、“告緡”，致使到其統(tǒng)治后期，天下戶數(shù)與漢景帝時相比竟減少過半。因而，我們似乎可以得出這樣的結(jié)論，即漢代農(nóng)民之賣身為奴，土地之兼并，并非如作者所言有其特殊之處，是對于更高利益的理性追求，相反，其出現(xiàn)與中國其他朝代的類似情況（后來不能當奴隸了，只能當?shù)钁袅耍┫啾龋o本質(zhì)上的不同，同樣是在政府的苛捐雜稅的重壓之下無可奈何之選擇。

二、作者在政治學方面的知識也同樣顯示出了不足。作者在論及古代中國之世襲制以及西方之民主制時這樣寫道："我們知道：秦以后，中國就開始有一個統(tǒng)一政府，在一個統(tǒng)一政府里，便不能沒有一個領(lǐng)袖。中國歷史上這一個政治領(lǐng)袖，就是皇帝。這皇帝又是怎樣產(chǎn)生的呢？在中國傳統(tǒng)政治里，皇位是世襲的──父親傳給兒子。若用現(xiàn)代政治眼光來衡量，大家會懷疑，皇帝為什么要世襲呢？但我們要知道，中國的立國體制和西方歷史上的希臘、羅馬不同。他們國土小，人口寡。如希臘，在一個小小半島上，已包有一百幾十個國。他們所謂的國，僅是一個城市。每一個城市的人口，也不過幾萬。他們的領(lǐng)袖，自可由市民選舉。只要城市居民集合到一曠場上，那里便可表現(xiàn)所謂人民的公意。羅馬開始，也只是一城市。后來向外征服，形成帝國。但其中央核心，還是希臘城邦型的。中國到秦、漢時代，國家疆土，早和現(xiàn)在差不多。戶口亦至少在幾千萬以上。而且中國的立國規(guī)模，并不是向外征服，而是向心凝結(jié)。漢代的國家體制，顯與羅馬帝國不同。何況中國又是一個農(nóng)業(yè)國，幾千萬個農(nóng)村，散布全國，我們要責望當時的中國人，早就來推行近代的所謂民選制度，這是不是可能呢？"——首先我們知道，在諸多古希臘城邦中，真正實行了較為徹底的民主制度的城邦只有雅典，而其它城邦，雖有著或多或少的民主色彩，然而實質(zhì)上也只是程度不同的專制制度而已。其次，將政治制度是世襲還是民主歸結(jié)與地域的寬廣與否，便未免失于偏頗。事實上，一個國家的民主化進程，是取決于其"整個納稅人階層及其利益在國家政治經(jīng)濟生活當中能否取代封建的或?qū)Ｖ频慕y(tǒng)治力量，而占據(jù)主導的地位"（楊奎松，《開卷有疑》，P244）。因此說，古代希臘之所以實行了民主制度，是決定于其納稅人階層能夠在國家的政治生活中占據(jù)主導地位，而非其小國寡民。而小國寡民是由于其有利于上述情況的實現(xiàn)，從而才有利于民主制度的實現(xiàn)，而絕非作者所言的"只要城市居民集合到一曠場上，那里便可表現(xiàn)所謂人民的公意"。

同樣的問題也出現(xiàn)于作者論及英國殖民地時之所言："在名義上，殖民地總督，由英國皇帝派，不由內(nèi)閣派。此因內(nèi)閣代表國會，國會代表民意。殖民地根本不許有民意。英國本土可以有民主，有自治，像香港、印度殖民地等便不能有民主與自治，所以也不該有地方官，直由皇帝派一總督來管理。可見任何一制度，其背后都有意義可說。"（P105）多少對于英國政治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總督之所以出于英王而不出于內(nèi)閣是由于從法理上而言，所謂的英國殖民地名義上應(yīng)該是英王的殖民地，而非大不列顛的殖民地。而如果總督果真由內(nèi)閣指派的話，那么從英國內(nèi)部而言，就相當于將光榮革命以后英國政治生活中的脆弱平衡打破，將那面薄薄的遮羞布扯下，明目張膽地侵犯了英王的法律上的權(quán)力；而另一方面，這也相當于向國際社會承認了在自己國內(nèi)實行民主制度的英國，“居然”在海外進行殖民統(tǒng)治！以上兩條，才應(yīng)該是殖民地總督，由英國皇帝派，不由內(nèi)閣派對原因。而事實上，這個據(jù)說“不能有民主與自治”，“也不該有地方官”的港英政府，日后也開展了其民主化及自治化進程，建立了比那個在它的北方的“人民共和國”要民主完善得多的政權(quán)。通過上述的兩個例子，我們似乎可以得出這樣的結(jié)論，即作者于西方歷史的理解以及對于基本政治理論的了解，顯然并不如其國學造詣。

三、作者在前言中即言道："而所謂利弊，則指其在當時所發(fā)生的實際影響而覺出。因此要講某一代的制度得失，必需知道在此制度實施時期之有關(guān)各方意見之反映。這些意見，才是評判該項制度之利弊得失的真憑據(jù)與真意見。此種意見，我將稱之曰歷史意見。歷史意見，指的是在那制度實施時代的人們所切身感受而發(fā)出的意見。這些意見，比較真實而客觀。待時代隔得久了，該項制度早已消失不存在，而后代人單憑后代人自己所處的環(huán)境和需要來批評歷史上已往的各項制度，那只能說是一種時代意見。時代意見并非是全不合真理，但我們不該單憑時代意見來抹殺已往的歷史意見。"我們且不論這段話說的是否在理，是不是研究歷史時的可取方法，至少我們知道，這是作者的觀點，也是其聲言其在后文中論及中國歷代政治制度時所將采取的方法。然而，個人以為，作者自己卻沒有貫徹這種方法。反而屢屢用自己的時代意見取代當時人的歷史意見。如其在論及中國古代科舉制度時，就大發(fā)議論，說這一種選士制度，使得“讀圣賢書，講修齊治平之道，由國家加以考試，量才錄用，此輩讀書人的意見，就可以代表全民，這是中國的理論。此刻西方則必待大家選舉，中國人則用一種公開的考試制度，這是方法的不同。雙方的理想，何嘗不同在想法挑選出可以代表全體民眾的人來組織政府掌握政權(quán)呢？若照此說法，則中國歷史上的政權(quán)，早就開放了，所以中國人一向便不討論政府主權(quán)該何屬?！北ＷC了心系蒼生者能夠獲取政權(quán)，選出了能夠代表百姓的政權(quán)，與西方近代的民主選舉相比各有千秋，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當作者發(fā)表這一時代意見時，似乎卻毫不理會當時人的歷史意見——如唐太宗在看見新考科進士排成長隊一個接一個地魚貫而出時所說的那句名言：“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矣?！闭l都知道唐太宗是古代有名的“愛民如子”的賢君，然而這個賢君在這句話中顯然沒有透露出半分為天下百姓選代表的意思。反倒是為“天下英雄”都跑來為自己服務(wù)而興奮不已。

四、個人認為，此書最大之敗筆在于清代一章。個人認為，作者在此章的評議中，帶有了過多的個人主觀意見，甚至可以說是民族歧視。作者這樣寫道："譬如蒙古人滿洲人跑進中國，也不是元清兩代每一個皇帝個人能掌握整個政權(quán)的。在此兩代，其政權(quán)之后面，有蒙古滿洲全體部族在擁護此政權(quán)。于是蒙古人滿洲人便是此一政權(quán)中之特殊階級或特殊分子了。此種政權(quán)，我們則稱之為部族政權(quán)。不論蒙古也好，滿洲也好。他們都想拿一個部族來控制政府，掌握政權(quán)。這種政權(quán)，當然是私心的，所以這一種政權(quán)下之一切措施，便不好算是政治制度，而只好算是一種法術(shù)，一種控制此政權(quán)之手段。若說從來中國的讀書人便全懷私心，要由他們來控制整個國家，這些話便無根據(jù)。"——毫無疑問的是，我們當然不能說"中國的讀書人全懷私心"，這是"無根據(jù)的"，但難道我們就能夠說元清代同治者是全懷私心，只為維護自己的"部族政權(quán)"嗎？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人們就不禁要問，作者以低標準要求"本族"的讀書人，卻又以高標準要求"外族"的統(tǒng)治者，這樣做是否很詭異呢？若答案是肯定的，那我就不知道這除了叫民族歧視以外，還能叫什么了。

與此相似的是，一方面，作者一再強調(diào)制度不可能由兩三人憑著私心憑空創(chuàng)造，每一種制度都應(yīng)生成于對于以往各種制度的繼承與沿革之上；而另一方面，作者卻又硬生生地將清朝之政治制度（當然，作者不認為這是制度，他認為這叫做"法術(shù)"，因為"滿人統(tǒng)治完全是出于私心的"。）與以往漢唐宋明之政治制度完全割裂，不認為清朝之制度是在遵循著一般的歷史規(guī)律對前朝的政治制度進行繼承與發(fā)展，相反，作者認為這只是清朝的滿族統(tǒng)治者為了維護自身的“部落政權(quán)”而采取的，憑空創(chuàng)造的專制愚民的統(tǒng)御之術(shù)。若要問一切之惡，一切之害，皆從何而來，便只有二字：滿人，滿人，皆是滿人。

當然，將近代以來中國文化的式微，中國政治、經(jīng)濟文明的落后，乃至中國人在此期間所受之一切災(zāi)難，統(tǒng)統(tǒng)都歸到滿人的頭上，對于堅信"西方人在政治經(jīng)驗上都還比較粗淺。能說這句話的只有中國人。中國政治比西方先進步，只是歷史事實，不是民族夸大"卻難以解釋中國近代以后的黑暗與落后的文化保守主義者錢穆先生而言，無疑是順理成章而理所當然的。然而這卻似乎并非治史的正確態(tài)度，而也難免會造成前后觀念之沖突，觀點之矛盾，即使是在一本尚不足十萬字的小書當中。

如作者在序言中寫道："其實中國歷史上以往一切制度傳統(tǒng)，只要已經(jīng)沿襲到一百兩百年的，也何嘗不與當時人事相配合。又何嘗是專出于一二人之私心，全可用專制黑暗四字來抹殺？"，卻又在評議清政是，將延續(xù)到近四百年的清代制度稱之為"愚民"、"專制"的"法術(shù)"，并稱其正是出于少數(shù)滿人之私心。有如作者在第145頁中提到"一個國家有一個國家的規(guī)模，有一個國家的體制，有其立國精神與傳統(tǒng)歷史，不能隨便改"，卻沒有解釋清代之滿人將以往漢唐宋明代表全民之精神改成了純?yōu)樽陨硪徊柯淠怖瘢瑢⒁酝鶟h唐宋明一切的優(yōu)秀政治制度改成了其只求專權(quán)的法術(shù)以后，為何還能統(tǒng)治了中國達近三百年之久。

五、竊以為，錢穆先生之所以會在書中暴露出上文論及的種種問題（當然，前提是我所說的這些“問題”確實是問題），根源在于先生在進行歷史研究時，方法上存在著嚴重的紕漏。在我看來，錢穆先生在研究歷史之時，固然重視史料的作用，然而卻只是重視以史料佐證自己的觀點，而未能真正地做到論從史出，而只是想我們中國大陸大部分研究中國近現(xiàn)代史的學者一樣，以論帶史，即，史料對于他們而言，并非史論的來源，相反，只是其實論的佐證。而與之相應(yīng)，史觀也不再是建立在對史料的系統(tǒng)歸納及去偽存真之上的客觀總結(jié)，相反，史觀成為了一種先驗性的存在，只等著相應(yīng)的史料來論證其正確性。這種研究方法有著其優(yōu)勢，通過這種方法，我們總能夠輕而易舉地得出我們所希望得出的答案，如：“沒有*，就沒有新中國”，又或者：“西方人在政治經(jīng)驗上都還比較粗淺。能說這句話的只有中國人。中國政治比西方先進步，只是歷史事實，不是民族夸大”。然而這種方法的弊端也是顯而易見的：通過這種方法，我們難以客觀地反映歷史。通過這種方法，我們只能得出政治宣傳口號，教科書上的謊言，以及理直氣壯的謬論。我們知道，如今流傳下來的史料汗牛充棟，其中的許多史料，或是當時之人為了美化自身而存心偽造，編造，或是出于作者的主觀偏見而在著述之時進行了歪曲（這種歪曲有時候可能連作者自己都不自覺），或者是由于其它的種種原因，導致了這些史料不僅不能成為我們著史之時的材料，反而還需要我們將其與其它的史料一一比較，一一甄別，從而去偽存真。然后在掌握了這些比較可靠的史料的基礎(chǔ)之上，我們作出系統(tǒng)的歸納，得出相應(yīng)之史論，如此，方是正道。誠然，這種方法有其十分之不“便利”的地方：如此，我們就必須對浩若繁星的史料進行浩繁的甄別工作，而且還往往難以得出符合我們“理想”的答案。然而，唯其如此，我們方能盡量地接近歷史的真相。而如果對史料不加甄別地引用，甚至只引用對自己的觀點有利的史料，卻對和自己觀點相悖的不予重視，甚至一概忽略，那就不再是歷史研究，而只是一種固執(zhí)的自說自話而已，只能讓自己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行越遠。

我認為，錢穆先生在著述之時，就或多或少地存在著這樣的問題。錢穆先生對于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有著一種堅定的信仰，他有著這樣一種先驗性的觀點，即儒家思想總是好的，中國之“五千年的傳統(tǒng)”總是可取的。然后，先生在論述之時便也就出現(xiàn)了偏向。舉一個最為明顯的例子：先生在講漢代選舉制度之時，講到了補郎與補吏，講到了鄉(xiāng)舉里選，講到了察舉孝廉，卻對于眾所周知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只以儒學取士一字不提，卻又在論及清政時，反復(fù)強調(diào)清代文字獄之黑暗，并痛心疾首地言道：“只有清代才不許人講話。這成什么制度呢？這只是滿洲部族政權(quán)便利他們統(tǒng)治中國的一些無理的法術(shù)?！边@難免讓人感覺吊詭。

又例如，正如前面曾經(jīng)提到的那樣，作者對于清政實在不能不說存在著許多的偏見。而事實上，如果我們能夠?qū)η逭休^為客觀的態(tài)度，便應(yīng)承認，盡管清政有真其種種的弊端，然而“有清一代，無宦官擅權(quán)（如明），無外戚專政（如汗），無山河破碎（如晉），無藩鎮(zhèn)割據(jù)（如唐），無王綱解紐（如隋），無民不聊生（如秦），也沒有大面積的國土淪喪（如宋）。”（易中天，《帝國的終結(jié)》，引言，P3-4）

又如，作者在書中一再強調(diào)，清政是一種徹頭徹尾的部落證權(quán)，并且其統(tǒng)治依靠的乃是他們“私心的法術(shù)”，與中國此前優(yōu)秀的政治制度無涉。然而竊以為，我們?nèi)绻軌驅(qū)κ妨嫌枰钥陀^研究的話，我們恐怕只能說，清政只不過是帶有部落政治色彩的專制制度，其核心內(nèi)容仍然只是中國兩千多年以來一脈相承之“封建”統(tǒng)治（此處的封建之所以加引號是為了區(qū)別于此封建與錢穆先生所稱的封建，錢先生所稱的封建乃是“封邦建國”的封建，因而才會一再強調(diào)“封建”制度在秦時已被取代）。我們應(yīng)當認識到，作為少數(shù)民族的滿族統(tǒng)治者，一方面固然不可避免地需要依賴于本族實行統(tǒng)治，然而另一方面，被包圍于漢人及漢文化的汪洋大海當中的他們，更是不可避免地要對中國原有的政治制度加以繼承，否則，他們根本不可能進行任何可能的統(tǒng)治。而事實上，“清朝皇帝接受漢化的誠意與速度是在他們之前的所有少數(shù)民族統(tǒng)治者所不能望其項背的，漢化速度最快的部分，莫過于政治制度”（張鳴，《再說戊戌變法》，P5）“事實上，低層次文化的少數(shù)民族在置身高層次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的時候，妄想抗拒高層次文化的誘惑是不可能的”（同前，P8）。對于中國歷史如數(shù)家珍的錢穆先生對此似乎卻無所認識，這又是一處令人感覺詭異之所在。

六、寫作的人為了行文方便，往往喜歡故弄玄虛。本文合共出現(xiàn)了數(shù)處“不能不讓人感覺詭異”之類的文字，原因其實并不在于筆者自己真的感覺如此，只不過是為了行文通順，自己有才疏學淺，想不出其它的文字加以潤色，便只得如此寫就而已。以筆者之陋見，那些“詭異之處”之所以會出現(xiàn)，或者說，錢穆先生之所以在治史之時會出現(xiàn)偏頗，當與作者個人之經(jīng)歷與其所處之時代有密不可分的關(guān)系。錢穆先生九歲入私塾，自小接受的便是中國的傳統(tǒng)教育，因而心中對于傳統(tǒng)文化也便有了一份不可割舍的寄托；其成長之時又正值由那場并非由孫中山領(lǐng)導而是由孫中山先生參與領(lǐng)導的辛亥革命洶涌澎湃之時，——正如如今眾所周知的那樣，辛亥革命不僅是一場旨在建立民主共和國的辛亥革命，同時還是一場旨在“驅(qū)除韃虜，恢復(fù)中華”的排滿革命。部分是由于出于調(diào)動下層民眾的革命熱情，部分也是由于革命的領(lǐng)導者在思想認識上的時代局限性，在整個革命及革命勝利以后的宣傳歷程當中，革命黨人對于排滿的宣傳一直不下于對民主、平等、自由等理念的宣傳，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因此，錢穆先生對于滿清政權(quán)有先入為主的偏見，也就是可以理解與諒解的了；而及先生寫就此書之時，新文化運動的余波在臺灣尚存，許多人如柏楊等對于傳統(tǒng)文化還有著絕對否定的傾向，而在海峽的另一邊，更是從階級史論出發(fā)，對于傳統(tǒng)文化的評價尤其是儒家文化的評價每況愈下；而另一邊廂，深受錢穆先生崇拜的蔣介石卻又在臺灣極力維護儒家大行尊孔。因而在著書之時的錢穆先生可謂處于兩種極端之中，而我們都毫不懷疑錢穆先生會站在哪一邊。錢穆先生不自覺地采取了一種極端的態(tài)度來反對他那些極端的反對者，卻從而使自己走上了另一個極端。

如今的我們，憑著這幾十年的歷史優(yōu)勢，知人論事，便應(yīng)盡力利用自己出生得比前人晚這一優(yōu)勢，盡量客觀地認識歷史上的人與事，盡量正確地認識前人之對與錯，一方面努力繼承其寶貴之精神財富，另一方面不遺余力地指出其不足之處，這樣，我們才能在不斷流逝的時間當中一步一步地向前進步。若是因為某人是他人口中的大師，便認為其必然正確無誤，想盡一切辦法為其辯護，便不免像李贄所言“如丑婦之賤態(tài)”了。

行文至此，已將個人對于此書的些許評議提出。時間倉促，行文未免有欠推敲，有些結(jié)論未免武斷，切盼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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